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已經過去了6年之久，但各路政客、記者和學者依然在不停地爭辯這場危機的原因和影響。為什么會爆發這樣一種危機呢？什么原因導致危機變得如此嚴重？我們的政策應對是否正確？如果世界各國政府沒有成功地遏制住危機，會出現什么樣的結果呢？
正如米爾頓·弗里德曼與安娜·施瓦茨在20世紀60年代的著作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大蕭條的理解一樣，未來肯定還會涌現出更多的新觀點幫助我們徹底理解當前這場危機，但我們在努力應對危機的時候，肯定不能奢望學術爭論能夠為我們提供什么切實可行的建議。我們需要找到一個連貫性的框架，來指導我們的應對舉措。
由于我一直致力于研究貨幣和金融史，因此，對于2007—2009年那場危機，很容易將其類比成19世紀與20世紀初的古典金融恐慌，但當前這場危機發生的時候，全球金融體系顯然已經變得更加復雜化和一體化了，而我們的監管體系卻還沒有跟上這些變化，這就導致我們很難從歷史中找到可以類比的案例，而且很難從歷史中找到可以直接拿來借鑒的應對舉措。但如果將這場危機放到歷史視角下去理解，卻是很有意義的。
在當前這場危機的直接誘發因素之間，最顯著的兩個因素就是次貸泛濫和房價泡沫，但這場危機之所以導致我們付出如此慘重的經濟和金融代價，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恐慌本身，可以說，恐慌造成的代價不會小于次貸泛濫和房價泡沫造成的代價。我當時就是這么認為的，現在依然這么認為。雖然很多人認為我們在應對危機的時候存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象，但美聯儲、財政部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應對金融恐慌的經典處方，而且最終成功地抑制了危機。如果我們沒有成功，那么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美國將會出現極為嚴重的經濟崩潰，其后果遠遠比我們當前經歷的這種經濟衰退嚴重得多。
從細節來看，美國之前的歷次銀行業恐慌存在巨大差異，但凡是大的恐慌往往會存在一些相似相通之處。很多恐慌爆發之前都會存在一定時期的信貸繁榮，而正是信貸繁榮導致借方與貸方都更加容易受到金融震蕩的沖擊。此外，大多數恐慌都是由一個或者多個誘發事件引起的，這些誘發事件導致儲戶擔心他們的銀行是否還健康，1907年，一小撮人的股票投機陰謀失敗之所以能引發一場大恐慌，原因就在于此。
在一場金融恐慌中，最初遭遇擠兌的可能只是少數幾家銀行，但這種擠兌具有傳染性，很快就會波及其他銀行。擠兌的傳染途徑有好幾種。一種方式是，當一家銀行傳出壞消息之后，儲戶自然會擔心其他具有類似資產或業務模式的銀行是否也會陷入麻煩。另一種方式是，金融機構之間的相互聯系十分密切，它們通常會相互拆借資金，也會開展其他形式多樣的交易，建立各種各樣的業務聯系，因此，一家機構遭遇擠兌之后，擠兌可能像倒下的多米諾骨牌一樣，導致其他銀行也在劫難逃。
但最危險的傳染途徑或許就是資產賤賣。面對擠兌的金融機構必須迅速地獲取足夠的現金，去滿足儲戶或其他債權人的需要。如果他們不能借到必要的現金，就必須變賣資產，拋出的就是易于轉賣的資產，比如政府債券，然后就會拋售難以轉賣的資產，比如對個別企業的貸款。如果多個機構同時拋售難以轉賣的資產，那么這些資產的市場價格就會暴跌。當資產價格暴跌的時候，這些金融機構的財務形勢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從而加劇債權人的恐慌，甚至有可能導致更加廣泛的擠兌。
如果一家銀行沒有充足的現金去清償當前的債務，那么我們就可以說這個銀行存在流動性不足的問題，而流動性不足并不一定意味著資不抵債。也就是說，雖然這個銀行沒有充足的現金，但其資產價值仍然可能大于它的債務規模。然而，在金融恐慌之中，流動性不足與資不抵債之間的界限可能很快就會變得非常模糊。一方面，如果儲戶和其他短期放款人不擔心他們的銀行出現資不抵債或違約問題，那么即便這個銀行真的存在資不抵債現象，也可能不會遭遇擠兌。另一方面，在金融恐慌中，即便最初還算健康的銀行也可能被迫陷入資不抵債的狀態，因為資產賤賣和經濟衰退會降低它們的資產價值。在大型的金融恐慌中，流動性不足與資不抵債的現象往往同時存在。因此，要終結這種恐慌，就必須雙管齊下，既要為銀行提供短期借貸，又要為其注入資本。
當一場嚴重的恐慌爆發之際，整體經濟難免會遭到重創。在充斥著恐慌和不確定性的形勢下，投資者只想持有安全性和流動性最強的資產。放款人變得極為保守，信貸要么完全消失，要么僅僅提供給那些出價最高，并且愿意接受嚴苛條件的借款人。股票和公司債券等風險較高的資產的價格也將大幅下降，減少了家庭的財富，同時也削弱了公司獲取新資本的能力。隨著信貸緊縮和資產價格下跌，很多家庭和企業好像都按下了暫停鍵，招聘、投資、支出等活動迅速減少，促使經濟陷入衰退。
這種非常基本的恐慌劇情曾經在美國反復上演，直到大蕭條時期才有所消停，因為羅斯福總統開展了大刀闊斧的經濟和金融改革，尤其是存款保險制度的實行對于結束這種恐慌功不可沒。自那之后，美國金融體系進入了一段漫長的、相對平靜的時期，而日本、北歐國家以及拉丁美洲和東亞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反倒多次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經濟學家們深入研究了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經歷的危機之后，認為這些國家的危機與美國的危機不可相提并論，這些國家應對危機的經驗也不適用于美國，因為在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體系相對不發達，而且這些國家的經濟體量較小，嚴重依賴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從而更容易受到國際資本流動劇烈變化等所謂“外部沖擊”的影響。此外，包括本人在內的眾多經濟學家還研究了北歐國家與日本經歷的危機，我們得出的結論認為，美國與這些國家存在制度、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重大差異，這些國家的危機都有其獨特性，也不能與美國的危機相提并論。或許我們應該聽一聽馬克·吐溫所講的一句名言。他說：“歷史不會重復，但會高度相似。”所以，盡管美國這場危機爆發的經濟和金融背景與之前的危機截然不同，但它和之前的危機也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
如同之前發生的大多數金融危機一樣，2007—2009年那場危機爆發之前也出現了一個信貸繁榮時期。信貸繁榮主要體現在抵押貸款領域，但借款人的信用評分往往非常低。信貸繁榮還體現在其他領域，比如商業不動產領域。此外，這場危機與之前大多數危機的另一個相似之處就在于，最初都是由一些非常明顯的誘發事件引起的。比如，2007年8月，法國巴黎銀行披露其在美國次級抵押貸款證券方面出現未曾預料到的巨額損失，宣布凍結其下屬的三只在美國次貸市場面臨虧損的投資基金。這則消息與其他負面消息的發布導致投資者逐漸意識到，次級貸款以及結構化信貸產品雖然具有很高的信用評級，但仍然會出現重大虧損。
金融恐慌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金融機構遭遇大范圍的擠兌。很多人認為，1934年開始實施的聯邦存款保險制度應該會完全消除銀行擠兌的可能性，但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在這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多年時間里，美國短期融資市場出現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尤其是回購協議融資市場和商業票據融資市場等批發融資市場發展得異常迅猛。
對于個人來講，如果手中有多余的現金，那么往往會將其存在銀行里面。但存款保險制度設定了一個限額，每個賬戶只有10萬美元處于保險范圍之內，超過這個金額的存款則得不到保險。這樣一來，剩余現金較多的公司或機構投資者如果把錢存到銀行，則幾乎得不到任何保險。于是，很多公司、養老基金、貨幣市場基金、保險公司和證券交易商便不愿把錢存在銀行，而是尋求其他替代性的投資渠道。與無保險的銀行存款相比，無論是商業票據融資市場，還是回購協議融資市場，都被普遍視為較為安全和便捷的選擇。
與此同時，在批發融資市場的另一端，也就是希望籌借現金的銀行和其他公司，對于這個市場的興趣也越來越高。一方面，具有攬儲資格的商業銀行發現批發融資不僅成本較低，靈活性較強，而且監管較為寬松，堪稱對普通存款的一個有益補充。另一方面，那些在影子銀行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但不具備攬儲資格的非銀行類金融機構（比如投資銀行、證券交易商和結構化投資工具），由于無法獲取被保險的存款，不得不嚴重依賴批發融資，利用批發融資為自己持有的到期日較長、流動性較差的證券獲取融資。到這場危機爆發前夕，美國金融體系對批發融資的依賴已經遠遠超過了對被保險存款的依賴。截至2006年底，銀行持有的被保險存款為4.1萬億美元，而金融機構獲取的批發融資規模則高達5.6萬億美元，其中包括3.8萬億美元的回購協議融資以及1.8萬億美元的商業票據融資。除此之外，銀行還持有3.27萬億美元的未保險存款（比如超過10萬美元的大額存款等）。
因為很多批發融資都直接或間接地得到了擔保，因此，無論是銀行和其他籌款公司，還是監管機構，都認為批發融資市場爆發擠兌的風險較低。然而，擔保品只有被普遍視為評級高、易于轉賣的時候，才能讓放款者感到放心。國庫券由于不存在信貸風險，可以在流動性市場上廣泛交易，因此堪稱理想的擔保品。但批發融資市場發展得過于迅速，國庫券和其他高品質的抵押品供不應求。與此同時，包括外國央行和主權財富基金在內的全球投資者都非常渴望獲得安全性和流動性較強的資產，這也使得高品質的證券備受青睞，結果就導致安全性和流動性較強的資產非常短缺。
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從這種短缺中看到了盈利的機會，便雇用了一大批所謂的“金融工程師”將風險較高、流動性較差的資產轉變成了安全性看似很高的資產。為了做到這一點，它們把信用評級不一的貸款和證券包裝到一起，然后將其切割成信用評級較高和較低的幾個組成部分。信用評級較高的那一部分可能持有3A評級。在很多情況下，信用評級公司會同證券發行機構商議證券的設計方式，并向發行機構收取一定的費用。這些結構化信貸產品為尋求高收益率、高評級證券的全球投資者（其中包括很多金融機構）提供了新的擔保，似乎很有吸引力。
雖然結構化信貸產品滿足了投資者對于安全資產的龐大需求，但它存在一個至關重要的缺陷。投資者投資這種產品時，未來是否能夠獲得足夠的現金流取決于數百種，甚至數千種貸款或證券的履約情況，而這種情況是非常復雜的，從而導致投資者很難獨立判斷結構化信貸產品的真正質量。有些潛在投資者會要求這種產品的發行機構提供更多的相關信息，并提升這種產品推出過程的透明度，但是大部分投資者覺得這樣過于麻煩，便選擇了一條捷徑，即依賴信用評級。這樣一來，一旦涉及次貸業務的高評級證券出現問題，投資者就無法依賴自己的獨立分析。于是，恐慌便像傳染病一樣開始四處傳播。在1907年大恐慌中，凡是與股票投機分子有一點聯系的銀行都會遭到擠兌，同樣，一個世紀之后的今天，凡是與次貸業務有一點聯系的結構化信貸產品也會導致投資者瘋狂撤資。
最嚴重的擠兌發生在商業票據融資市場，這個市場在2007年8月法國巴黎銀行發布那個負面新聞之后就迅速萎縮了。在回購協議融資市場上，擠兌并不總是以放款人完全拒絕放款的形式出現，而是有多種形式。比如，放款人可能會要求借款人提供更多擔保品，或者放款人拒絕接受某些形式的證券作為擔保品，或者放款人只愿意接受隔夜貸款，而不愿意接受到期日較長的貸款。此外，由于回購協議融資市場的正常運轉是以擔保品的市價為基礎的，因此，一旦擔保品的價值下跌，立刻就會減少市場上可用于放貸的資金數量。整體而言，金融機構持有的批發融資從2006年底的5.6萬億美元降低到了2008年的4.5萬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下降都發生在非銀行類金融機構。
在擠兌過程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一系列投資工具。花旗集團等金融機構設立這些投資工具的目的就是讓其持有錯綜復雜的結構化證券，而在擠兌浪潮中，大部分表外投資工具都被迫向發起機構尋求援助。最終，這些表外投資工具的虧損幾乎完全由其發起機構吸收了。
除了需要應對批發融資市場上出現的擠兌之外，金融公司還必須面對其他方面的現金需求。很多為客戶提供信貸額度的銀行發現這些額度都被用到了最高限度。衍生品合約的交易對手會要求對方提交更多的擔保品。投資公司的客戶（如避險基金等）紛紛關閉結賬，抽出現金和證券。在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上，銀行也拒絕相互拆借。畢竟，在恐慌期間，現金為王。投資者和企業盡最大努力地多持有一些短期的、安全的、流動性強的資產。
融資減少迫使很多機構開始賤賣資產，尤其是現在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結構化信貸產品。這些資產的價格開始出現暴跌，迫使很多金融機構開始減記賬面上類似資產的價值。隨著恐慌延續，很多流動性不足的公司開始資不抵債。那些資本水平過低或者冒險過多的金融機構要么倒閉，要么在資不抵債的邊緣上苦苦掙扎，從而加劇了市場恐慌情緒。
金融體系內部的相互聯系程度十分密切，這也加劇了恐慌的蔓延。比如，雷曼兄弟的倒閉直接引發了貨幣市場的擠兌，因為有一只貨幣市場基金因為持有雷曼兄弟的商業票據而蒙受了重大損失，以至于到最后投資者甚至開始拒絕接受與次貸業務完全無關的資產支持證券，比如信用卡債務、學生貸款債務和政府擔保的小企業信貸等。按照正常情況來講，投資者完全沒有理由擔心這些類型的資產支持證券，但由于恐慌情緒正在橫掃市場，投資者也不得不提防。
隨著恐慌的蔓延，銀行間同業拆借的成本也在飛速上漲，這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危機的演變過程。通常來講，在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上，借方支付的利率僅僅比美國短期國庫券的利率高出一點（介于0.2到0.5個百分點之間）。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與美國短期國庫券利率之間的差額通常被稱為“泰德利差”（TED spread）。這個差額在2007年夏季及之前一直維持在正常范圍之內，這表明市場對于銀行體系的總體信心一直是比較強的，盡管傳出了一些關于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壞消息，這種信心依然很強。然而，隨著金融恐慌的早期跡象逐漸明朗化，到2007年8月中旬，這個利差開始一路上漲到了2~2.5個百分點。2008年3月，利差開始飛速上漲（當時正值救助貝爾斯登之際）。2008年夏季略微下降，然后，當雷曼兄弟倒閉之際，又再次迅速上升，最高在2008年10月中旬達到4.5個百分點的最高值。隨著政府的政策逐漸有了效果，這個利差到2009年中期降低到了正常水平。
所有這些金融動蕩都直接影響到了美國普通民眾。美國經濟從2007年12月開始陷入衰退。雖然如此，在2008年恐慌惡化之前，失業狀況都還相當輕微，然后，就業市場趨于崩潰。在2008年的最后4個月里，共有240萬個就業機會消失。在2009年上半年，又有380萬個就業崗位消失。在這一年剩下的時間里，就業人數繼續減少，但減幅沒有之前那么大。
家庭消費的變化趨勢與金融危機的演變趨勢也大體相符。2008年上半年，經通脹調整之后的美國家庭消費支出水平大體上保持不變，但在第三季度銳減2.9%，其中雷曼兄弟倒閉的那個9月份跌幅最大，隨著危機加劇，第四季度的消費者支出水平銳減4.7%，標志著消費者支出水平自從1980年卡特總統為應對通貨膨脹而實行信貸管制以來的最大跌幅。2009年上半年，消費支出以大約1.6%的速度繼續下跌。企業的資本支出也大幅下跌，最大的跌幅出現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總而言之，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狀況惡化存在密切的聯系，這就有力地證明了金融恐慌是引發這次嚴重的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根據學術研究的結果（包括我自己對多個國家在大蕭條時期經濟形勢的研究）來看，很多國家的經驗都表明，嚴重的金融危機之后，一般會出現一次深刻的、漫長的經濟衰退。
雖然我們得出的結論認為金融恐慌會對經濟造成嚴重的創傷，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排除了其他因素對經濟衰退的推動作用。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房地產泡沫不斷加大，一旦破滅，必然減少房地產建筑活動，降低業主房屋的凈值，從而減少家庭財富和家庭消費支出。事實上，歷史證據和國際經驗都表明，如果金融危機期間出現了房地產泡沫破滅現象，那么隨后的經濟衰退往往會更加嚴重。
然而，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僅僅從房地產泡沫破滅著手，就足以解釋為什么這場經濟衰退如此嚴重和如此持久。這些經濟學家還認為，后來的金融危機只不過是一個次要事件。這種觀念不只是一種學術辯論而已，它涉及我們在應對2007—2009年那場危機期間所采取的行動是否正確，也會影響決策者未來做出的決定。如果金融危機的確像這些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只是次要事件，那么我們這些決策者在當時為了穩定金融體系而付出的努力就顯得太多余了，而且根據這種觀點，決策者應該將所有的精力用于幫助那些房屋凈值低于貸款總額的業主們。
我的確同意我們本來應該采取更多的措施去幫助那些不幸的業主們，雖然設計一套有效政策的難度可能超出很多人的理解，但我依然是這么認為的。然而，如果說金融危機只是次要事件，對經濟衰退的影響微乎其微，那么似乎有些講不通。僅僅從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的先行后續關系來著手，就足以反駁這種觀點。經濟衰退開始于2007年12月，在此之前，金融危機爆發于2007年8月。金融危機在2008年9月和10月達到最高峰之后，經濟也陷入了真正嚴重的衰退。2008年第四季度經濟活動大幅減少，堪稱半個世紀以來最糟，也恰恰是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刻。2009年6月，經濟衰退結束，而在此之前，金融危機也剛剛趨于緩和。
那些認為經濟衰退僅僅與房地產泡沫破滅有關的人認為房價在危機期間的大幅下跌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沒有金融危機，房價是不是還會下跌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多，目前尚不明確。2006年，房價保持平穩態勢，即使跌，跌幅也很小。2007年8月，危機浮現之際，房價大約比2006年初低了4%左右，但隨著危機加劇，房價跌幅越來越大。顯然，如果沒有金融危機，房價泡沫的破滅態勢可能就像美聯儲幕僚們之前預測的那樣較為平緩。
2008年3月，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之際，房價從危機前的水平下降了將近10%。后來，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之際，房價進一步下跌了9%。從2008年9月到2009年5月，房價進一步下跌11%。在經濟開始恢復之前，房價在2011年總體保持平穩。這一態勢表明，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將房價下跌的速度和幅度歸因于金融危機及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包括就業率下降、收入減少、信貸緊縮和市場信心動搖。事實上，房價很有可能是因為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過于嚴重而出現了一路下跌的態勢。從2009年9月到2015年初，房價上漲了25%多。總而言之，金融危機顯然已經嚴重加劇了房價下跌的速度，擴大了下跌的幅度。
美聯儲也是花了一定的時間之后才意識到了這場危機的存在，并逐漸了解了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在應對這場危機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注意規避其他的潛在風險，比如通脹率升高和金融市場的道德風險加劇。隨著對形勢的了解越來越清楚，我們便借鑒過去應對金融恐慌的經驗，去指導我們對這場新危機的判斷，并指導我們采取的對策。美聯儲的應對舉措主要有4個元素：（1）降低利率，支持經濟；（2）提供緊急貸款，增強金融體系的流動性，推動金融體系恢復穩定；（3）采取救助舉措（必要時，與財政部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進行協調），防止金融機構無序倒閉；（4）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大銀行開展壓力測試，評估其財務狀況（和財政部及其他銀行監管機構聯合實施）。
2007年9月，華爾街的金融混亂似乎要影響到美國的普通民眾。這一趨勢已經十分明顯了。因此，我們便開始著手降低聯邦基金利率目標。我們一直降低利率，直至接近于零，無法繼續降低為止。自那之后，我們就開始發揮創造性思維，找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方法去降低長期利率。為此，我們先是宣布了大規模購買抵押貸款支持證券計劃。一路走來，可謂驚心動魄，但我和大部分同事都意志堅定地認為，我們不能夠再犯美聯儲在20世紀30年代的那種錯誤。當時，美聯儲拒絕動用貨幣工具去避免劇烈的通貨緊縮，結果導致大蕭條時期的經濟形勢嚴重惡化。
我們提供緊急流動性的方式有很多種，是非常新穎的。當國會在1913年創立美聯儲時，就希望我們在金融恐慌中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為銀行提供貸款。但到21世紀，金融體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的商業銀行不再是唯一的主角。這就要求我們在應對恐慌之際，既要防止批發融資市場上的放款人和其他短期債權人發起擠兌（而不僅僅是防止普通的儲戶發起擠兌），又要為范圍更廣的金融機構提供緊急貸款（而不是僅僅為傳統的商業銀行提供貸款）。我們在努力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發揮了創造性思維，我們采取的很多舉措被普遍視為具有創新性，甚至很大膽。但從本質上來講，我們所做的事情符合國會在設立美聯儲時對我們的期待，符合白芝浩在一個半世紀之前提出的建議，也符合其他國家的央行在應對危機時的一貫做法。當金融機構失去融資渠道時，央行就要出面，根據金融機構提供的擔保品提供緊急貸款，降低它們面臨的壓力，防止其過度賤賣資產。白芝浩從來沒有聽說過資產支持證券或回購協議，但我想他會理解我們為了防止恐慌蔓延而遵循的一些原則。
白芝浩從來沒有考慮過美聯儲可能會跨越國界去充當“最后貸款人”，但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扮演的角色就意味著其他國家的金融恐慌可能會外溢到美國市場上。因此，我們與歐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的 14個央行建立了貨幣互換額度，以支撐這些地區以美元計價的融資市場。貨幣互換額度是美聯儲推出的金額最大的項目，額度最高時多達
6 000億美元。事實表明，貨幣互換在我們遏制危機向全球蔓延的過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有些情況下，我們還超越了白芝浩的建議，動用放貸權限去救助瀕臨倒閉的大型金融機構，包括貝爾斯登和美國國際集團。正如我們當時一再強調的那樣，我們之所以采取這些行動，并不是考慮到其股東、高管和雇員的利益，而是因為它們的倒閉肯定會導致危機在更大范圍內的蔓延，從而加劇早已肆虐市場的恐慌心理和不確定性因素。
最后，到2009年春季，我們與財政部和其他銀行監管機構共同努力，對眾多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大銀行開展了壓力測試，評估其潛在的收益和虧損，并發布可信的評估結果，從而恢復了市場對金融體系的信心，為私營部門重新投資銀行體系鋪平了道路。
在恐慌爆發之后的很多時間里，美聯儲都是憑借一己之力承擔了應對危機的重擔。比如，美聯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只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去防止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走向倒閉。從2008年7月開始，國會也開始行動了，促成了更加全面的應對方案。財政部獲得了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授權，后來又獲批了問題資產救助計劃的資金，開始充實美國銀行體系的資本水平。財政部為貨幣市場基金提供擔保以及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為銀行債務提供擔保，都有助于穩定市場。
雖然金融恐慌在2009年趨于消退，但其對經濟造成的創傷卻日益顯現。這場危機引發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2009年10月，失業率一路攀升至10%。四分之一的房屋的凈值低于未償房貸。銀行等貸款機構在2008年查封了170萬處房產，2009年又查封了210萬處，2010年進一步查封180萬處。最糟糕的是，這場危機及其對經濟造成的創傷沉重打擊了美國人民的信心，引發了黯淡的市場預期，而這種預期反過來又加劇了危機，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后來，等到市場平靜多了之后，我們還不能停下來，還有更多的工作等著我們去做。
注：本文節選自伯南克（前美聯儲主席）新著《行動的勇氣》，該書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近期推出，本文題目為編者所加，FT中文網獲得授權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