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8日，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在北京總部舉辦“鄭永年‘重塑亞洲價值觀’研討會暨新書交流會”。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攜其新書《中國崛起：重估亞洲價值觀》、《再塑意識形態》來到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通過精彩的演講分享了他對于亞洲的崛起和亞洲價值觀、以及中國在復興亞洲價值觀中所扮演角色的認識。
從歷史文明和全球化的角度探尋亞洲和中國的價值觀
我自己也在思考共產黨的比較研究，但不是與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比較，而是把中國共產黨放在中國幾千年歷史文明中來比較，思考共產黨的發展方向。之所以要在幾千年文明的大背景下思考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是因為要預見中國的未來，光看改革開放以后的短短30年是不夠的，加上1949年以后的毛澤東時代也看不清楚，即使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來看也未必能夠看得清。
預測未來，要從文明的角度去分析歷史。中國文明是一個整體，我把它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公元前13世紀到公元2世紀，中國文明基本價值形成時期，這個時期的背景就是百家爭鳴，就是一個中國本土產生的多種思想之間的對話，由對話而產生。第二個階段是公元3世紀到公元10世紀，佛教進來后對中國文明產生巨大的沖擊。佛教進入以后，中國剛開始是拒絕，非常懷疑、猜疑，甚至發生暴力沖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到達頂峰。唐朝是國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認為是中華文明的崛起。中國文明與佛教之間的沖突不亞于現在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沖擊。那個時候的心態，跟我們現在的左、右派的心態沒什么區別。我自己也在反思這個問題，每一個時代，知識分子自己往哪里擺？像今天這個階段化的思想狀況，歷史上都發生過多次了。第三個階段是公元11世紀到19世紀末。宋朝是一個轉折點，就是“新儒學”，二程開始。朱熹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人物，對中國文明貢獻的影響很大。他精通儒學，重新把中國文明轉化成為一個主體，把佛教容納進來，真正吸納到中國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陽明心學，新儒學到了一個頂點。現在進入第四個階段，19世紀末西方文明進來，已經有一百余年了，而且一直延續到現在，這就涉及到后面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問題。
總結來說，第一個階段是中國內部各種思想之間的對話，到了韓非子是一個頂點。第二個階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國文明之間的對話，但佛教文明是主體地位，中國文明處于次要地位。從二程到朱熹，到了第三個階段，中國文明再次成為主體。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現在這個時代類似宋朝。我們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著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應當思考怎樣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們這個文明里面。
中西文化整合是老問題，80年代李澤厚先生曾經提出“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觀點，這也是近代以來一直所爭論的。李澤厚先生那個時代，他看到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他認為這些制度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是主體，中學為用。但我認為，從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來看，文明的對話必須像朱熹那個時代中學為主、佛學為次一樣，今天仍然要以中學為主、西學為次，我們要有文明自信心。如果能夠理解佛教在中國的演變過程，那基本上也能理解西方文明進來以后的歷程。中國已經到了新的時代，這是現在文明發展的大背景。
除了要看數千年的文化背景，要找到共產黨和中國意識形態的發展方向，還要結合全球化的視角。不能把中國孤立看，因為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離不開世界。相比起政黨和其他組織的角度，從民族文明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未來，能夠把握得更精確。因為文明的力量很難改變，看西方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文明的變化不是以五年、十年為基礎，而是成百上千年的。
說到中西之間的關系，梳理亞洲價值觀是很有必要的。首先，“亞洲”這個概念不是亞洲自己發明的，是西方給我們的。我們一直在批判文明中國論，但我覺得，西方也是一個西方為中心的文明。中方有中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沒什么大的忌諱。
東方的概念是怎么來的？我們是如何與西方產生聯系的？如何與西方展開交流的？其實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時候已經開始談論東方了。有意思的是，因為希臘文明東邊就是波斯文明，他們就把波斯稱為東方，波斯以東的都叫東方。他們以西方為中心的地理位置來區分近東、中東、遠東，在這個概念里，中國是遠東。從文明區分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西方人犯了很多錯，他們把整個東方等同成同樣一個文明。西方把中國稱為“東方專制主義”就是在這樣一個錯誤基礎之上的，他們根本不知道中國以儒家為核心文明與波斯文明是不一樣的，他們完全沒有區分開來。我認為西方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到現在的中國定位沒有大的變化。他們非常致命的錯誤，就是延續了從西方古希臘開始的東方專制主義。真正把中國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化和概念化的是三個德國人。第一個是卡爾?馬克思，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第二個是馬克斯?韋伯，第三個是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是50年代耶魯大學的教授。這三個人非常有名氣，西方所有對中國的看法從這三個人身上來看是最系統化的。馬克思第一個系統地談亞洲，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個專制的生產方式，這也是第一次對東方專制主義的概念化，這里面還包括了印度。馬克思從物質層面來分析東方專制主義，馬克斯?韋伯則從宗教和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專制主義。第三個人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是兩者的綜合，他把中國稱為水利社會。這三個人是現在西方看中國的理論基礎。今天用的totalitarianism，或者totalism，80年代被翻譯成全能主義，都離不開這三個德國人的理論。
東方專制主義一直延續了西方對中國的看法,亞洲國家沒有任何反應，直到亞洲價值觀的產生。東方專制主義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價值觀，亞洲價值觀是對東方專制主義的回應。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成功的現代化的國家,開始以自己為中心學西方非常成功，但是后來犯了致命的錯誤，沒有能夠正確解釋亞洲價值觀，而是假裝成西方國家，尤其是二戰期間走上了西方帝國主義的道路。明治維新把握得很好，后來西方做什么，日本就學什么，這一點在日本文獻上也有記載。從日本的角度看二戰，是日本要帶領亞洲國家打敗西方。日本在與俄國的戰爭中勝利了，是第一個打敗歐洲國家的亞洲國家，但是它最后走上了帝國主義國家的道路。日本的方向錯了，導致日本失敗之后，沒有人提亞洲價值。
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亞洲價值觀，當時他把世界上很多學者都找來研究亞洲價值觀。但是亞洲價值觀遭到西方的圍攻，特別是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亞洲價值觀不僅是遭到西方國家的圍堵，也遭到亞洲一些開始民主化國家的批評。例如李光耀先生和韓國總統金大中之間的爭論，金大中比較認同西方價值，不承認亞洲價值。
我個人認為亞洲價值是存在的，只是當時新加坡的力量太小，難以引領這個價值觀走向。現在中國崛起了，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其實無論走哪個方向，中國改變不了西方。現在都在講我們自己的中國模式，這并不容易。很多年以前，美國的一些政治人物實際上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中國對西方的真正威脅不在于中國的軍事力量有多強大，不在于中國的經濟力量有多強大，而是這套體制所代表的價值。現在所說的中國模式還太虛，用官方的話是“中國特色”，但是又沒有定義，這不僅使西方人困惑，我們自己也很困惑。
中國特色到底是什么，給其一個準確的定義，使得對任何一個東西都可以進行科學的分析。我們可以把中國模式、中國發展經驗放在亞洲價值這樣一個背景里來談，我相信中國模式是亞洲東亞模式的一部分。東亞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鮮半島、日本、越南、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們的成功確實跟西方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它們不是拒絕西方，而是像中國文明一樣，包容了西方。他們在把西方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同時，不是把自己變成西方。一變成西方就犯會錯誤，日本犯了錯誤，盡管日本可以假裝成西方國家，但實際上變不成西方。臺灣也犯錯誤，臺灣以前做得很好，是四小龍之一，現在完全照搬西方就不太好，因為臺灣的民進黨跟國民黨之間的關系完全跟西方的多黨制之間的關系不一樣。中國的香港以后如果照搬西方也會很麻煩。韓國沒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選舉上模仿西方，很多機制都是符合他們自己特點的體制。我個人對新加坡比較了解，覺得新加坡的方法很好，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方的東西都是作為工具來用，價值還是自己的。
從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國的未來
再回到中國怎么走的問題，首當其沖要考慮的是能不能把黨的意識形態跟國家意識形態區各有所側重。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就是把精英的意識形態或者黨的意識形態加以整個社會之上。精英的意識形態很重要，像馬克思主義在革命過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如果在成為執政黨之后，還是繼續把小部分精英意識形態加以整個社會之上，意識形態合法性就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例如孔孟是社會意識形態，后來到了漢朝大家覺得有用，為老百姓所接受，就正式成為皇權的意識形態。所以從理論上很好說，一個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跟國家的意識形態越近，這個執政黨的合法性就越高。如果執政黨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而是把國家的意識形態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這個執政黨的生命力更強。美國一樣，歐洲也是一樣，政黨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大部分都是把國家的意識形態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把精英的意識形態變成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新加坡的體制，黨報是內部刊物，在黨員之間互相傳閱，這就把黨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意識形態區分開來。不分開有很大的危機，我到新疆、西藏看，要讓少數民族接受精英意識形態還是很困難的。現在中國面臨的挑戰之一就是沒有共享價值和核心價值，因為沒有把國家意識形態塑造起來。中國如果沒有國家意識形態，這個社會就會很難統治。
第二，國家意識形態怎么做？什么是國家意識形態？這不是現在所說的儒學和國學。現在的國學太迂腐，如果把辮子扎起來，把長衫馬褂穿起來，女人裹小腳，也不見得能夠回到傳統價值觀。現在的國學實際上是非常狹隘的，有些像佛教早期進入中國遭到抵制一樣，一些人想用國學作為抵制西方的一種工具。
實際上不用去抵抗，而是以自己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進來，這是非常偉大的一件事情。這個意識形態一定要表現在各種體制、政策上，這方面新加坡就做得很好。其實西方的價值觀和體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從中國引進的。世界上歷史最長的兩個體制，一個是中國的，一個是西方的。中國生命力最長的就是中國的文官體制，有幾千年歷史了，就是官僚體制。公務員體制，西方是學我們的。西方羅馬帝國解體以后，宗教神權時代沒有這個體制，什么都是宗教教廷說了算。一些傳教士看到中國有這么好的體制，把中國的體制介紹到西方。中國文明對西方有很大的貢獻，一個是文官體制，另一個就是有教無類的思想。近代以來的西方民主沒有這兩個東西，就很難支撐。沒有一個相對中立的官僚體制，民主政治就很難運作；沒有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沒有老百姓教育普及的話，民主也同樣生存不下去，這是中國對西方民主的兩個最大的貢獻。還有一個體制是西方的教宗制，羅馬教皇制度已經一千多年。李光耀先生說過：“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是不是能像羅馬教皇這種選舉方式呢？如果把教皇的位置交給所有的教主們選舉，羅馬教皇制度恐怕早就完了，發展不到象今天這樣。”
所以說包容西方文明，把這套價值體現在中國自己的制度上是完全可行的。從政治上說也不復雜，把中國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結合起來就行了。經濟上也是這樣，中國的國有企業存在了幾千年了，但要和民營企業之間的關系處理好，要把社會保護好。實際上，中國的很多理念都具有普世性，我們要承認有些東西是普世性的。任何一個文明都是共享價值和核心價值兩者的統一，任何一個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價值，西方文明、中國文明、波斯文明都是如此。正是因為他們都是人類社會，他們之間也具有共享價值。但是在下一階段，怎么傳播這些價值觀，并塑造成國家的核心價值觀，這是有難度的。因為現在我們提倡的一些價值觀在現實中是找不到的，老百姓很難理解。所以要把我們社會上已經有的東西找出來，讓百姓了解、相信。
塑造中國價值有三個傳統，有幾千年的大傳統、近代以來的中傳統、改革以來的小傳統，加上全球化。我覺得知識分子應該有知識的擔當，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識體系。現在的對外宣傳很困難，因為西方的媒體很強大。他們的強大不止在于媒體，媒體只是一個技術和形式的東西。強大是因為它背后有一套知識體系，媒體只是把這個體系傳播出來。相對的，我們現在弱是我們沒有自己的一套知識體系。知識分子要有擔當，把這件大事情做起來，這樣中國才能真正崛起。
當然最后一點也很重要，必須反思西方民主。西方有兩百多年的民主歷史，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在上個世紀70年代才開始，之前的一百七八十年就是精英民主，精英選舉精英，再控制百姓的投票權。在精英民主時期，大家都有共識。瑞典是典型的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是瑞典的婦女選舉權1971年才開始，二戰以前有選舉權的人只是男性、有財產的、交給國家稅收的，婦女沒有。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走到現在產生了很多問題。西方的民主充分保證一人拿一份，但沒有任何機制能保證一人貢獻一份。這樣的情況下，以前沒有經濟全球化還可以持續，因為西方能規制他們國家的資本，資本流動不是那么大，可以通過二次分配，有錢人多繳幾份。但是現在就出現危機了，資本全球化使得資本總是可以找到適合其發展的地方。例如法國總統一上來說要多征富人的稅，富人就都去倫敦了。同樣的，中國的企業家、資本也會分散到國外去。在經濟意義上，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有經濟主權。資本、政治、社會這三者之間嚴重失衡，西方是這樣，我想中國的某些方面也是這樣。對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的前途，現在是一個考察的好機會。我認為美國這次選舉不像是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選舉，更像是體制內外的選舉。民粹主義世界上到處都是，英國的工黨、法國的國民陣線、匈牙利的右派政黨、波蘭的都在搞，有的是右派的民粹主義，有的是左派的民粹主義，區別只是政府有沒有能力控制民粹主義，政府有沒有鼓動民粹主義。中國民粹主義也很強大，這次兩會之前大家看得到，民粹主義的勢頭比較大，但是兩會一開始就糾正過來了。
要建設價值觀，首先就是關于社會價值的問題。中國崛起了，但是社會價值觀卻有陷落的跡象，就是因為缺少一個價值體系。現在政府和社會之間有一些緊張的關系，大家互相不信任，也是因為缺少一個價值體系，執政黨只能靠暴力機器統治老百姓。如果有一個價值體系，大家自覺遵守才是健康的發展模式。
共產黨的建設也是一樣的，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組織，一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比較有效的話，組織因素就少用一點，意識形態沒有的話，就只能依靠組織。依靠組織就有強制性，大家就不接受。所以我覺得，無論政黨本身還是社會，主要是價值觀的問題。關于傳統的價值觀，盡管我們有反傳統文化的運動，但我們傳統的價值觀在民間作為一種社會生活、文化生活是存在的。儒家既可以是官方的意識形態，也可以是個人修身養性的一種文化，就像西方的宗教既可以非常制度化地體現到教會，也可以是老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盡管有五四運動的影響，那么長歷史時間形成的價值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拋棄的。社會層面價值觀是存在的，問題是怎么整合各種不同的價值觀。
剛才也提到了所有的文明價值觀需要轉型問題，沒有一個文明不轉型。西方文藝復興第一次大轉型，并不是簡單的復興古希臘文明。古希臘文明在經歷了長期的宗教時代后已經消失殆盡了，文藝復興重新把人文的東西從古希臘學習回來，當然也有數理幾何這樣的科學，還把東方的理性、中國的哲學引進來，這是綜合性的。后來西方世界又經歷了一個大轉型，是價值轉型。尼采說上帝死了，就是指傳統價值觀已經失效，需要一個新的價值觀。西方也進行了很多的轉型，沒有一個文明是固定的，必須是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轉型。我想中國文明也是一樣，但這個轉型肯定是統合的，而不是排斥其他的文明。中國文明有效解決了政教關系，提到敬鬼神而遠之，它不否認鬼神的存在，但是不要影響世俗的生活。中國還解決了政商分離。仕農工商，商不能直接像西方這樣直接轉化為政治權力，這也是很好的。但是這些東西在當代社會怎么轉型？盡管有人很困惑，但是歷史經驗是很豐富的，可以邊總結、邊實踐地解決這個問題。
提到轉型的另一個方面，就是黨的轉型。第一個轉型已經完成了，即幾千年的皇權順利轉型成為現在的黨權。我們這個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黨，是我們利用了這個黨的名字。現在用西方政黨的文獻解釋不了中國共產黨，只能用以前的皇權的轉型能解釋。至于下一步怎么樣轉型？現實一點來說，中國不能采取多黨制，要搞開放的一黨制。那么應該怎樣使得黨更加開放？可以看看羅馬教皇制度，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教廷意識形態是統一的，但利益是多元的。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一黨制，包括社會利益，以及代表農民、工人的階級利益，現在是所有的社會群體的利益，這是一個黨制轉型的大方向。另外在宗教方面，中國從來沒有像西方那樣發生大規模的宗教沖突。中國只是不容許邪教，幾千年來宗教問題處理得很恰當。西方有大規模的十字軍東征，文明的沖突，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宗教的沖突，對于這一點大家要有信心。
另外我們要從文明的方向來探討未來，比起其他的因素，文明是最恒定不變的東西。其他的東西都是技術層面的，如果制度層面的東西能夠滲透進文明層面，這個制度就行之有效。現代很多觀念和制度，例如政教分離，在過去已經解決得很好了。但現在有一些人，尤其是北方一帶，還是想通過宗教化的方式來推動中國民主化。我覺得這是大錯特錯，以后會釀成非常大的暴力沖突。西方花了多少年才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國傳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沒有必要通過宗教化來推動中國民主轉型。我們需要從歷史反思，例如中國古代的皇權和相權分離得很好，公務員制度也是世界上最發達、最穩定的，但是現在反而分不清楚黨和國家。以前有三朝元老之說，皇帝換了好幾個了，宰相還沒有換，這個體制就非常穩定。
所以當現在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我們就要跟自己的文明對話。我們文明中有很多的精華現在都流失了，我希望還是像歐洲文藝復興一樣，把已經流失的東西重新找回來。同時，我們還要把西方的文明，好的東西接納進來。就像歐洲的文藝復興一樣，經歷一個整合的過程，不然未來的發展道路就很難走下去。
現在的情況就是我們失去了方向，盡管目前的中國是近代史以來最強大的，共產黨也是很強大的，但大家還是經常擔心這個體系會不會垮掉。有人說中國是貨幣主義，我覺得這是實事求是的。現在我們是金錢至上，但這是一個臨時的方面。中國真正面臨的大挑戰，應該是文明轉型。我們幾千年來都是農業文明，現在真正遇到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的沖擊，解決的辦法就是根據我們現在實事求是的情況來轉型，而不是說回避，而不是空想。我們怎么樣發掘我們這個社會已經有了的價值，而且把我們傳統的價值和文明找回來，比推行一個完全不存在的新東西要好得多。從五百年的角度來看的話，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共產黨，都是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這樣來看更清楚，我們要對自己更有信心。
中國的價值觀映射出來一個大的方面就是亞洲的價值觀。亞洲的經濟貿易不比北美低，不比歐盟低，亞洲崛起面臨的挑戰是沒有共同的價值體系，明明在東北亞是有共同的價值的，但我們沒有把握好。現在大家提出來要亞洲文明對話，我覺得非常重要。我們要從自身做起，塑造一個價值共同體，這個非常重要，沒有共同的價值基礎就成不了共同體，光是做貿易，但做不到更深層次的交流和融合。
對于媒體環境，我覺得現在的媒體太迎合大眾的口味，大眾需要什么，媒體就寫什么。我認為媒體應該是引導，而不是跟著大眾。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媒體所表達出來的民意，其中70%是18到二三十歲的年輕人，70%是高中畢業，70%是沒有固定職業的人，因為他們有時間。我想一個國家，國家政策被這樣的70%綁架的話，國家就沒有希望。我們要注意，媒體應該是社會的引導力量，而不是為了迎合社會大眾。媒體應該對當今中國社會起作用，要意識到社會的基本面。現在人均美金七千八百美金，就有七千萬的貧困人口；人均1.25美金就有兩億多貧困人口。我們的社會底端還是很大，但是社會需要轉型。為人民服務，并不是為迎合底端的人的需要。中國共產黨盡管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黨的使命就是消滅無產階級，把無產階級轉化成中產階級。我認為未來五年十年能讓中產階級的數量達到70%的話，這個政黨就有希望了。
（原注：本文僅代表專家個人觀點，不代表機構觀點。作者簡介：鄭永年教授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問題專家。）
注：本文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授權FT中文網發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致力于研究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等重要課題，為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提供戰略性、可行性、及時性的建議和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