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名為“想哭”（WannaCry）的勒索病毒在全球爆發，受害者超過10萬家組織和機構。與純粹破壞性病毒有所不同，這款病毒“手下留情”：只要每臺電腦支付價值300或600美元的“比特幣”（Bitcoin），即可解除對文檔的加密。雖然始作俑者事后收到的比特幣不過5萬美元，但已成功地將比特幣引入大眾視野，同時激起加強法律監管的呼聲。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對比特幣的回應離不開對它的深入認識。比特幣之所以成為贖金支付的首選，皆因其用戶匿名性、交易透明性和支付全球化，而在這些優勢的背后，是被稱為“區塊鏈”（Blockchain）的底層技術。盡管這一術語遠不如比特幣流行，但作為一種“分布式共享賬簿”，早已為電腦專家、金融業者及監管機構所熟知。事實上，如今的區塊鏈已經從比特幣向資產登記、股票交易、個人征信等更大范圍的金融領域邁進，并能在版權、醫療、能源、慈善領域一顯身手。就此而言，比特幣只是區塊鏈最引人矚目的應用之一，而后者給法律帶來的挑戰更為廣泛和深遠。為此，本文嘗試以區塊鏈發展的三個階段為線索，初步展現它所帶來的風險與可能的應對。
區塊鏈1.0：數字貨幣
在1.0時代，憑借密碼學、博弈論和共識信任機制，區塊鏈促成了可編程貨幣的出現，并構建出全新的非中心化數字支付系統，最終形成全球一體的低成本實時清算體系，由此，人們可以在各國外匯管制之外，無障礙地跨境支付。在這一階段，區塊鏈的挑戰體現在反洗錢、支付結算和貨幣系統方面。
反洗錢首先要求金融機構“了解你的客戶”（Know Your Customer），但這對于數字貨幣并不容易。嚴格地說，數字貨幣并不是匿名的，相反，它每一筆交易的參與方信息都被記錄在公開總賬上，但問題是參與方信息類似于網名，無法將其與現實身份一一對應，從而使識別客戶的目的落空。更重要的是，數字貨幣并不依賴金融機構的信任背書，其交易分散在各個參與者手中。監管者不得不舍棄以機構為中心的傳統思路，通過技術革新，找到新的監管方式。正因如此，歐盟于2016年末發布發洗錢指令的修改稿，要求“數字貨幣交換平臺和托管錢包提供商”在交易時，應對客戶進行盡職調查，以消除其匿名性。該指令進一步提出，在未來，數字貨幣持有者的身份有可能必須與數字貨幣的網絡地址相連接。
其次，通過數字貨幣的支付結算將削弱市場對中央銀行的需求，動搖以央行為主的支付結算體系，這很可能危及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與此同時，無論是資本項目，還是經常項目下的跨境支付，都以真實性交易為基礎，而在無縫銜接、隨時隨地進行的數字貨幣支付中，由誰以及如何承擔這一審查義務仍屬無解，更不用說外匯總量和目的管制對支付的普遍限制了。
最后，數字貨幣的最大難題是與現有貨幣系統的不兼容。目前，就接納比特幣作為法定貨幣問題，世界各國存在嚴禁、限制和容許三種態度。一項最新的境外立法來自日本：2017年4月1日實施的《資金結算法》修正案，正式允許比特幣在內的數字貨幣在有限范圍內作為法定支付手段，但其仍不能與法定貨幣等量齊觀，前者在稅法中還被視作應稅資產。整體而言，中國持審慎禁止態度。2013年底《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將比特幣定性為虛擬商品，禁止金融機構和第三方支付機構從事比特幣業務。2017年以來，“火幣網”、“幣行”等多家比特幣交易平臺遭到檢查，顯示出央行強化監管、劃定紅線的決心。但在另一方面，央行也在積極籌劃推進國家數字貨幣的發行工作。不過其前景如何，尚待觀察。
區塊鏈2.0：數字資產與智能合約
如果說區塊鏈1.0是為了解決貨幣和支付手段的非中心化，那么區塊鏈2.0就旨在更宏觀地將整個金融市場非中心化。利用區塊鏈的基礎性和可拓展性，人們將智能合約嵌入到區塊鏈中，借此登記、確認和轉移各種不同類型的資產，最終實現可編程的金融。
在這一階段，數字資產成為首當其沖的法律問題。數字資產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0/1位元的數字化形式存在、與網絡空間不可分離的“虛擬財產”，如網游賬號、虛擬貨幣、網絡店鋪；另一類是將現實中的原生資產映射到互聯網中形成的“映射財產”，如電子化的票據、證券、股權以及其他可聯網的實物資產。就虛擬財產而言，雖然新近頒布《民法總則》已經將其列入權利客體，但在立法過程中的廣泛爭議，使得法律只以宣示性條款的方式加以保護，致使不論是虛擬財產的范圍，還是其法律性質均未明確。就映射財產來說，區塊鏈的記錄只是一種權利憑證，區塊鏈所具有的不可篡改性，并不能保證對應原生資產的真實且無瑕疵，這削弱了區塊鏈的可信度。不僅如此，在現有法律體系下，區塊鏈上的數字交易不能取代現實世界中的權利行使，后者仍需要中央證券登記結算公司、工商局、人民銀行等第三方的介入，這也讓去中介化的初衷難以實現。
智能合約是另一個難題。與自然語言起草的合約不同，智能合約是用C++、Java等編程語言寫就的程序或腳本，用以在合約方之間闡述、驗證和執行。一旦預先設定的條件觸發，智能合約就能根據條款自動執行。例如，每個月10號向房東支付1000元的租賃條款就能轉換為區塊鏈上的智能合約。對于智能合約，法律上首先要追問的是它究竟是不是中國《合同法》項下的合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代碼是否屬于有形表現所載內容的合法形式？是否所有的當事人都有能力識別和理解代碼的含義？換言之，代碼能否表達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倘若承認“代碼即法律”（code is law），如何保護技術優勢方不濫用其優勢？此外，智能合約內在的不可撤銷和自動執行特征，也讓《合同法》下的合同變更、解除和無效制度難以適用。
總之，在法律制度未同步演進的背景下，區塊鏈2.0必將舉步維艱。2017年3月10日，世界首例比特幣交易基金（ETF）上市申請被否決就是典型例證。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表示，其交易設計與現行法律要求不符，可能無法防止欺詐和操縱行為發生，難以保護投資者和公眾利益。
區塊鏈3.0：監管科技（RegTech）
隨著區塊鏈應用范圍的進一步擴大，它可能催生組織形態和人際協作的新范式，在未來，分布式的社會系統和人工智能將提供可行的非中心化的數據結構和治理模式，群體智慧將替代中心化的決策管理模式，一個智能的可編程社會有望來臨。
在這一階段，監管（regulation）與科技（technology）復合而成的監管科技將成為區塊鏈應用的最佳場域。作為一種新的國家治理工具，監管科技試圖通過科技，高效達成監管目的。立足于區塊鏈的開放性和不可篡改性，監管機構以一個關鍵節點的身份加入到經濟交易或社會活動之中。通過信息共享和共識機制，政府不但能夠在第一時間準確獲知其他節點的內容變化，還可以將監管要求嵌入到操作流程之中，進而對錯綜復雜的數據組進行快速解耦和組合，開展統一、靈活和針對性的治理。
基于區塊鏈的監管科技面臨兩種質疑。首先是個人信息的保障。由于區塊鏈數據完全公開透明，個人交往的所有信息均暴露在監管機構之下，這難免讓人聯想到小說《1984》所預言的可怖圖景。同時，鑒于區塊鏈數據不能被徹底刪除，中國《民法總則》和《網絡安全法》所賦予個人的信息修改、刪除和自決權利將無法真實落實。在極端情況下，一次不良記錄將稱為一個人終生的負擔。其次，監管科技試圖將紙面上的法律規則轉化為區塊鏈上的技術規則，這種“法律就是代碼”（law is code）的思路可能低估了兩種規則的差異。為了容納多重立法目的，法律規則必然包含多種解釋的可能性，這種模糊性并不一定是缺點，相反，考慮到任何事實類型都存在灰色地帶，它恰恰有助于個案的公正。當把法律法規轉化成機器處理和理解的格式化代碼時，將不得不簡化其內涵，這就像在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意義的丟失不可避免。正如法諺所言：“過度地精確有礙法律精確性本身。”
當今，我們正處在從區塊鏈1.0向2.0的過渡階段，區塊鏈的技術迅速迭代、區塊鏈的制度遠未定型，這時的監管者最好且慢出手，讓子彈再飛一會。須知，解鈴還須系鈴人，區塊鏈的未來或許就蘊含了化解現有風險的秘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