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金荒”的前生實際上就是“資產荒”。“資產荒”的實質是找不到滿足負債風險收益要求的資產，原因是負債端的成本上升了；負債端成本上升的延續，便宜的資金找不到，時間長就變成了“資金荒”。監管這時候強調“去杠桿”，更是火上澆油；疊加季節性的資金沖擊，“資金荒”遂成蔓延之勢，一發而不可收，股、債、期“三殺”，只有一個非市場化的樓市，其價格依然居高不下。
“資金荒”的前世：“資產荒”
當2016年初股市經歷“熔斷”大調整后，奇怪的“資產荒”論調就出現了。依筆者看來，資金找不到資產是股市調整帶來的短期現象，彼時樓市還沒有大面積松綁，股市中大量流出的資金一下子找不到去處。從資金流動角度，因為“資產荒”所以股市將上揚的論調，就顯得很可笑了——“資產荒”本來就是股市資金外流的結果。
從股市里出來無處可去的資金，只好暫時棲身于理財市場，并通過理財市場流向了各類固定收益市場（債市和非標）。在監管部門的眼中，債券市場的這種間接投資行為，被標定為是“資金空轉”。從現象上看，理財市場的投融資鏈條較長，參與機構較多，所有參與機構都要從中分一杯羹。究其實質，是各類型金融機構合作加強的必然結果：銀行擁有渠道優勢，銷售能力強，但在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能力不強；證券類機構有專業的資本市場投資能力，卻沒有渠道優勢；信托類機構則擁有對非標投資的專業能力。此外，在分業監管下，由于各類型機構的監管不同，機構間的合作通常要采用委外等創新形式進行，同業合作自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了“監管套利”特征。
但是，理財市場的繁榮，并非是股市資金流出推動的結果。實際上，從2014年起，中國理財市場就進入了大爆發的時代。2009-2012期間，中國理財市場規模從1.7萬億人民幣緩慢增長到了7.1萬億；2012年，中國金融監管部門的年度詞是“創新”，伴隨政策推動，2013年中國理財市場開始呈現加速態勢，年末規模達到10.21萬億，中國理財市場“狂飆”大幕自此拉開，2014、2015年末市場規模分別為15.02萬億和23.5萬億，2016年6月末再度上升到26.28萬億。直到2016年，已經快速增長了3年多的理財市場，一直沒有引起“資產荒”。可見，“資產荒”并不是資金充裕推動的結果。
實際上，“資產荒”是負債端資金成本逐漸上升的結果。資產端能給出的利率水平是給定的，給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流動性水平，實體經濟部門能給出的利率水平就是“維克賽爾”利率，這是個市場和經濟內生決定的利率。2012年后，中國經濟進入了持續的“底部徘徊”階段，在經濟延續低迷的情況下，實體部門經濟運行所決定的資產端利率水準，只能是漸向下行的。
然而，負債端的資金成本，在中國貨幣投放體系悄然轉變之際，卻在悄悄升高。2014年之前，中國的基礎貨幣投放幾乎全是依靠外匯占款被動投放的。2005-2012年間，中國外匯占款的規模持續超過基礎貨幣規模，這意味著中國對沖外匯占款的規模不足，這種情況下就只能不斷上提準備金率。2014年后，由于國際金融形勢的轉變，中國外匯占款先是增長放緩，繼而轉向絕對下降。這意味著中國基礎貨幣投放渠道開始發生轉變，通過貸款和貼現窗口的貨幣投放，逐漸走上前臺。2015年，通過貸款和貼現窗口投放的基礎貨幣比重大約為10%，2016年上升到近30%。新投放渠道和之前外匯占款不同的是，通過外匯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是零成本的，而通過貸款和貼現窗口是有成本的，比如MLF、PSL，前者3個月期限的最新利率為2.75，PSL最新利率也為2.75。隨著基礎貨幣投放結構的逐漸變化，貨幣內生利率也逐漸上行，盡管期初貨幣市場利率仍表現平穩，甚至下行，但內在上升動力已逐漸增強，這種壓力傳導到資產端時，投資者“資產荒”的感覺就出現了——隨著投資（資產）、融資（負債）兩端利差的縮窄，市場上越來越難以找到收益匹配的資產。當這個利差進一步縮小時，“資產荒”的感覺就逐漸演變為了“資金荒”——便宜的資金越來越找不到了。
綜上，中國經濟、金融格局決定的資產端收益向下，貨幣投放體系變動造成的負債端成本向上，以上雙重影響使得中國于2016年初出現了“資產荒”，并于2016年底進一步演變為了“資金荒”。期間，監管部門的“去杠桿”行為，加劇了“資產荒”向“資金荒”的轉化；2017年后，監管部門進一步強化“去杠桿”，“資金荒”也就愈顯嚴重。
“資金荒”并非無解
由上所述，“資產荒”和“資金荒”實際上是一個貨幣的兩面；2016年4季度，季節性資金緊張疊加監管沖擊，直接導致了這個貨幣的“翻牌”。“資產荒”和“資金荒”的實質都是貨幣利率上行。理財繁榮并非是之前“資產荒”的原因，監管強化也并非當前“資金荒”的根源。監管在其中只是起到了火上澆油的結果，火卻并非因監管而起。
在中國貨幣深化過度嚴重的情況下，宏觀杠桿率過高帶來宏觀經濟運行風險的積聚，為降低宏觀杠桿水平，貨幣偏緊將是長期必須堅持的政策選項。貨幣偏緊意味著貨幣增長將比過去下降。另一方面，中國已經歷了較長時期的貨幣過度深化狀態，資產泡沫嚴重。高資產價格在增加了經濟運行風險的同時，客觀上也吸收了過多的貨幣，充當了中國過量流動性的“蓄水池”作用，尤其是在資產泡沫初起之時；然而在資產價格膨脹后期，資產泡沫對流動性的吸納則充滿了主動性——各類資產主體為維持資產泡沫，或為在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中獲利，會盡各種融資手段維持財務杠桿，從而資產領域的泡沫維系客觀上與實體部門，產生了資金競爭，資金“脫實向虛”也因此產生。當貨幣當局認識到泡沫風險，對貨幣政策采取穩健基調時，這種競爭就更加明顯，就如當下。
監管部門為防風險，規范同業和理財行為，并無不當，盡管這會推高這部分財務性融資的利率。然而，在中國貨幣過分充裕的情況下，此處的資金限制（同時帶來了相應的利率上漲），必然會帶來別處的資金增量。因此，中國當前各種貨幣利率全面上漲的“資金荒”現象，并非源自監管沖擊。
筆者認為，貨幣利率的上漲動力，根源在于中國貨幣體系的變化，即基礎貨幣投放渠道的漸變。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基礎貨幣正由無成本的投放渠道，向高成本的渠道（MLF、PSL）轉變，且這種轉變過程仍在持續。相對于歐美成熟經濟體系央行，以公開市場操作（OM）和收購債券的基礎貨幣投放形式而言，中國當前轉變的基礎貨幣投放渠道，投放成本是偏高的。越來越多高成本的貨幣進入銀行體系，派生出的流通貨幣成本也就水漲船高。在資產端收益無法提高的情況下（已經有越來越多地債券取消發行），“資金荒”無解了嗎？
顯然，“資金荒”的解決，等價于貨幣利率的下降，或者資產收益水平的提高；同時這也是“資產荒”的解決之道。資產端扣除通貨膨脹的實際收益水平，是由當期經濟運行狀況所決定的，在市場一般可接受的風險水平上，這個利率水平是市場內生的，即在全社會風險偏好不變情況下，經濟狀況決定市場利率水平。在當前經濟“增速換擋”時期，經濟增長仍將較長時期延續“底部徘徊”，顯然資產收益無法提高。這樣，“資金荒”的結局，就只能依靠貨幣成本的下降。
在貨幣偏緊、因而貨幣增長放緩的情況下，貨幣利率的下降，仍是有可能實現的，并且只要央行和市場溝通到位、措施正確，“貨幣緊、利率低”的組合，并不難實現。
依筆者的貨幣“二分法”理論，央行對貨幣成本和貨幣數量的控制，是可以分開獨立進行的：在準備金市場成為貨幣政策操作平臺和場所的狀況下，貨幣數量（即流動性）和貨幣成本都成為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且貨幣數量和貨幣成本是可以獨立操作的。控制貨幣增長和基準利率抬升間，并沒有必然聯系。貨幣增長放緩，直接推高的是風險利率；市場不變風險偏好下的一般利率水平，主要跟隨基準貨幣的利率水準波動，而基礎貨幣利率又是央行的政策利率。如果央行選擇在降低貨幣投放的同時，降低基準貨幣利率，比如下調公開市場操作、以及再貸款和貼現窗口的利率，基準貨幣利率的下行必將帶動貨幣利率的下降。在現代信用貨幣體系和金融市場化條件下，各國莫不如是。
2015年，中國基本實現利率市場化，流動性控制完全轉向準備金市場的條件已具備。如果中國央行不放棄自己市場利率引導者的地位，甘做利率跟隨者，是完全可以逐步調低貨幣利率，進而消除“資金荒”和“資產荒”的。基礎貨幣利率下行，帶動貨幣利率下行，金融市場上負債端和資產端的正常利差恢復，自然不會有“資金荒”和“資產荒”。當前重在消除“操作風險”的監管強化，只會導致市場臨時波動，只要央行利率引導正確，并不會引起和加強“資金荒”。
2017年以來，中國“資金荒”現象的持續，和前期央行放棄自己市場利率引導者的身份，有很大關系；掌握“總閘門”的央行成了市場利率跟隨者，造成了市場預期的極度混亂，加大了市場波動。
“資金荒”的來世：并非“脫實向虛”的金融復興
2015年以來，中國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已大為下降，相對于過去較長時間的均值，中國目前的微觀杠桿率處于較低水平；從庫存表現看，實體領域微觀杠桿已難再下降，確切說，很難在不影響經濟增長的前提下再下降。
“資金荒”的前世是“資產荒”，而“資產荒”前還有多個前奏：債市狂歡→股市泡沫→理財繁榮。表面看，這些金融階段特征演變背后的決定力量是貨幣流動，是巨額存量資金在各領域的依次飄移，深層次上的共同基礎則是貨幣過分充裕。2009年的過度應對，大大刺激了資金的投機性；2010年始施行的樓市限制措施，使得樓市不僅不再吸納貨幣，反而被擠出貨幣“水分”——資金流出；2012年開啟了金融創新加速時代的到來，儲蓄資金通過理財渠道加速被分流，巨量資金依次在債市、股市、樓市間流動，使得各市場依次表現出了繁榮和收縮的現象。
理財發展意味著金融市場的多元化和貨幣“脫媒”，這是個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國貨幣總量過剩、增量不足的矛盾局面，毫無疑問也會延續：貨幣易放不易收，除非資本大規模外流引起被動收縮，否則流動性絕對規模不會下降；當前的貨幣增量不足，也主要體現在高資產泡沫引起的高財務性融資需求上，對實體經濟而言，貨幣增速下降并沒有造成金融約束實體的局面。
利率市場化下金融脫媒趨勢不可逆。過去的金融市場相對封閉，金融創新后隔離各個金融市場的“藩籬”被打破，為防范風險監管必將強化對同業業務的規范和可控。原先雖然生長迅速但無序的同業市場，將因監管的加強受到不少沖擊；但當監管完善和市場適應之后，同業市場也將重歸平靜，并進入新的有序發展時期。可以預見，作為同業市場最主要構成的理財市場，當前雖受到監管沖擊發展放緩，但未來仍將會有大發展，畢竟銀行由于其龐大的客戶基礎，相較于其它各類型金融機構，有著不可動搖的渠道優勢。
在過去中國持續的貨幣快速擴張時期，樓市一直充當了過量流動性的“消納池”功能，但樓市泡沫的膨脹也將政策逼上了“絕地”——非市場化的行政管制手段再度被祭出。因此，未來過多的貨幣存量，只會在金融市場間游動。監管再強化，資金也不會回流到儲蓄市場。市場必須摒棄以下認識誤區：表外業務和非信貸渠道融資是“脫實向虛”。實際上，信貸市場中也有資金是空轉的。中國貨幣過分充裕的狀態，決定了信貸比重越高，資金空轉比例也就越高格局；只有直接融資發展，貨幣流向實體的迂回程度提高，金融領域對過量貨幣的吸納能力才會提高，才會減輕資產泡沫的壓力。
“資產荒”和“資金荒”的實質，是央行放任了貨幣利率的上漲，基礎貨幣成本的上漲，通過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過程和同業市場的傳播，抬高了各層次流通貨幣的利率，使得各類資產的估值水平不同程度下移，加大了全市場的調整壓力，股、債、期多殺局面一再出現。
在貨幣過分充裕的情況下，央行通過價格手段降低基礎貨幣利率的努力，無疑會見效：無風險利率和市場內生的一般利率水平，將會下降。但同時維系的貨幣偏緊、增量不足環境，將推升風險利率水平，促使風險利差上升，客觀上也提高了全社會對風險的關注度。
如果央行不降低基礎貨幣利率，樓市限制再嚴，擠出的貨幣再多，“資金荒”現象也不能消除，資金“脫實向虛”現象也不會改變，金融市場上股債雙低迷局面也將持續。
如果央行能在合適時機、采取適當政策組合，降低基礎貨幣利率，那么“資金荒”將有效緩解；同時貨幣偏緊下，風險利率上行仍將壓制資產泡沫。基礎貨幣利率降低通過引導市場一般利率水準的下行，將提升各類金融資產的內在估值，金融市場有望逐步回暖，政策重點關注的金融風險也將消弭于無形。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堅定認為，長期看接下來貨幣環境又會進入基礎貨幣投放減速（進而流動性增速回落）、但貨幣成本再下降的階段。貨幣成本決定著貨幣市場利率和利率基準曲線高度，央行引導貨幣成本下降趨勢不變，在經濟延續“底部徘徊”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屆時債券市場將迎來長期慢牛格局。對于股票市場而言，估值提升和流動性偏緊的格局，將造成市場的分化局面，價值投資時代到來，市場將更健康。
因此，投資者需要走出監管左右市場的思維定勢，在增強信心的同時，更多的觀察央行政策走向，以決定行動時機。
